全球各地的唐人街 宦官郑和的核心遗产
尽管宋元两朝都有华人流落海外，从事“非法”的民间贸易，但真正形成华侨社会，当始于明朝永乐年间。它是郑和舰队的杰作。郑和在马六甲海域击败了陈祖义的私贩武装，剿灭了早期自由的民间华侨社会，而后，一种与大陆国家关系更为密切的新华侨社会在那里呼之欲出。
在七次大航海的进程中，马六甲和巨港等地成为海军基地和货物转运中心。士兵们在这里度假，推销、采购，赌博，搜集漂亮的女人。作为宦官的郑和不需要女人，但他并未阻止下属的寻花问柳。据郑和的翻译马欢和费信所撰的游记声称，那些身材高大的北方水手深受当地女人喜爱。
按照当地的浪漫风俗，一些好客的主人希望自己的妻子拥有一个中国情人，这样可以使他感到非常体面。郑和舰队的到来，除了刺激当地贸易和香料种植业的发展，也促成了色情业的繁华。多情的女主人与船员们结下了深厚友谊。
郑和的士兵原先都是帝国的囚犯 ，远航是囚犯 与帝国的某种生命交易，他们是一群亡命的赌徒，籍此从皇帝那里换取第二次生命。但舰队的减员情况非常严重，据说最多的一次有一万人死在海上，人数超过整个舰队的三分之一。远征者的家属再也无法触摸那些已经葬身大海的尸体。他们的恸哭淹没在皇帝胜利的笑声之中。
但这些死亡者的名单却充满了猫腻。在经历了多次性交易或真正的浪漫爱情之后，一些士兵中在南洋滞留不归，成为幸福的逃亡者。出于政治和贸易战略考虑，郑和没有深究他们的叛国罪行，反而默许了这种逃亡行径。为掩人耳目，他们被戏剧性地加入了死亡名单，而他们却已改名换姓，与当地女子通婚，生儿育女，经营中国杂货，形成第一个具有国家主义特征的华侨社会，并成为郑和舰队和当地土著社会间的政治纽带。
郑和时代建立的南洋华侨社会，具有下列四项基本表征：
第一，它从事中国货（丝绸、瓷器、茶叶、生姜和蔬菜等）的经营，而这正是郑和舰队携带或贩运的主要货物。这种杂货市场就是唐人街经济的主体。
其次，郑和为华侨社会还提供了核心文化符号。今天出现在各地唐人街的各种中国文化符号，从石狮、牌坊、琉璃瓦顶、红色灯笼、舞龙到中国草药，都是明成祖朱棣和郑和的联合杰作。朱棣是中华国家主义符码的集大成者，紫禁城不仅是皇帝的壮丽家园，而且也是中华国家主义符码的最大展厅。它们被镶嵌在紫禁城建筑群里，成为权力美学的象征，而郑和则奉命把它们输送到南洋，成为华侨社会的民族主义支柱。这些符号以后又飞越南洋，成为美洲、澳洲和欧洲唐人街的鲜明标记。
第三，在泰国境内有着南洋最大的郑和镀金塑像，它揭示了南洋华侨对郑和所代表的帝国的持续性效忠。在拥有仇恨宦官传统的中国，除了郑和，没有任何人享受过来自人民的这种敬意。这种文化忠诚是华侨社会的普遍特征；他们是永远的“侨民”，保持着中央帝国的历史记忆以及对当地土著的轻蔑。这一坚硬的民族信仰削弱了华侨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。600年以来，他们与南洋原住民的文化隔膜和冲突变得旷日持久。作为最大的种族异端，他们不断成为原住民排挤、清洗和屠杀的对象。
郑和还是妈祖崇拜的始作俑者。郑和12岁被明朝军队虏获，在割除生殖器后沦为朱棣的家奴。他的父亲死于战乱，而母亲两年后也病逝于云南故乡。郑和从此面对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残障。他毕生都无法摆脱恋母情结的纠缠。他在福建长乐等待东北季风时，曾经遭遇一位要饭的老妪，背影酷似他的母亲，他下令收养这位素不相识的老丐，为她打造一座云南样式的木楼，供养她的衣食。这座风格奇特的木楼叫做“梦母楼”，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还矗立于长乐县境内，像一座木质的纪念碑，诉说着一个儿子对母亲的长达500年的思念。
但郑和恋母情结的主要投射对象并非无名老妪，而是海神妈祖。此前，妈祖只是一位地方小神，主管福建东部沿海渔民的局部信仰。郑和扩大了她的权能及其接受崇拜的区域。她不仅是郑和舰队的保护神，而且成为整个海外华侨社会的最高神祗。郑和在沿海各地打造了多座规模宏大的妈祖庙，并且请恳请皇帝朱棣敕封她为“天妃”，把它提升为国家级神祗。至此，妈祖作为唯一的海洋女神，填补了中国神谱的最后空缺。她是郑和的精神母亲，不倦地庇佑着这个毕生漂泊的男人。
贸易市场、民族符码、国家信仰和妈祖崇拜，这是支撑唐人街的四大支柱，也是唐人街文化的最大秘密。
但由于海盗猖獗，明帝国开始实施海禁，皇帝被迫放弃了朝贡贸易，同时也严禁民间的跨国自由贸易。郑和的宝船舰船被拖回，逐渐成为一堆历史的破烂。朝廷还规定建造双桅以上的船只即犯 死罪，并准许沿海总督摧毁所有远洋航行的船只，逮捕驾船下海的商人。在文官集团的声讨下，郑和留下的大批档案不翼而飞。有关航海大发现的知识和技术被彻底清洗。伟大的梦想被悄悄埋葬在皇帝的后花园里。
郑和的航海遗产遭到了彻底湮灭。只有他的文化遗产被海外华侨所秘密继承。全球各地的唐人街上，到处弥漫着郑和的气息，但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来历，也没有人把它们与郑和的名字挂钩。作为历史悲剧主角的郑和，至此走到了命运的尽头。（原载2006年《东方早报》）
